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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与管理

作者: 佚名  上传时间:2008-03-15  浏览:305
    陋规,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明清两代,官场风气和行政效率就都同陋规有着千?#23458;?#32533;的关系。时?#20004;?#26085;,“陋规”的名称虽已不在,但在形形色色的管理活动中,陋规依然影影绰绰,无论它寄生于企业还是政府。
    所谓陋规,实际上就是不成文的官场办事规则。“陋”是指没有正式文件,在《六部则例》上查不到;“规”则指实实在在、明白无误的显规则,而不是价值观念意义上的潜规则。如果准确地翻译为现代汉语,陋规应当直接表述为“官场礼则”,说白了,就是官场的送礼规矩。
官场上的润滑剂
   
     如此陋规,缘何而起?据考,这种风气源于明朝朱元璋的低俸政策。朱?#23454;?#20986;身贫 苦,认为“凡官皆贪”,因此在他?#36139;?#30340;“祖制”中官吏俸禄就被压得极低。《明史·食货?#23613;?#26377;云:“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36865;猓?#26417;?#23454;?#20005;格禁止他的 子孙更改祖制,敢有妄议者,杀无赦。好在官员手中有权,权可以变成钱,这比更改祖制要容易得多。其实从成祖朱棣之后,官吏的收入基本上就不靠俸禄而靠受礼 了,清廉奉公的官员也不例外。“大气候”如此,朝廷也就睁只眼闭只眼,?#23454;?#20063;心知肚明,只要不搜刮过份,就是好官。久而久之,官员收礼就成了惯例,而且是 官方默认的惯例。甚至官方在计算官员收入时,都把俸禄简?#22278;?#35745;,只算各种礼金。什么职务收多少、哪些时候该送礼、送礼的规矩和途径有哪些,都有了不成文的 章法。官方许可,民间无奈,相沿成俗,概莫能外。
   
    清朝入关,将明朝的?#36139;日?#25644;不误,低俸制随之沿用下来。官员收礼也有了比较固 定的称呼,一般叫做陋规,正规一点称为规费、规例或赠与。各种规费名堂繁多,夏天谓冰敬,冬天谓炭敬,节庆谓节敬,生日谓祝敬,过年谓年敬,门生拜见谓贽 敬,出京?#28508;?#35859;别敬,过往客人谓书仪。赠与关系更包括乡梓、同年、亲戚、门生、故吏、同窗等,数不胜数。
   
    送礼必须要有来源,最主要的就是地方州县官征收的火耗。古代实行包税制,地方 州县向朝廷上缴的赋税有定数,还必须是规格一致、成色统一的库平纹银。倘若数额不够,负责官吏就要包赔。?#29575;?#19978;,?#29992;?#38388;征收来的只是铜钱或碎银,官府要把 铜钱?#19968;?#25104;银两、将碎银熔铸成标准银锭。这样一来,就要在正税之外加派一定比例的“火耗”,意为熔铸过程中的损耗。实际上,熔铸损耗之外,官府征收和解送 等杂七?#24433;?#30340;费用也被划入火耗。
   
    康熙帝曾公开说:“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36865;?#19981;取,便是好官。”实际上,康 熙帝十分清楚,火耗远远不止一分(1%)。号称康熙年间第一清官的嘉定知县陆陇其,也要加征四分火耗(4%)。因各地情况不一、官员心态各异,对加征火耗 的比例,朝廷并没有统一规定。各地按沿用已久的习惯操作,“每两有加至二三钱、?#22856;?#38065;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正税与火耗的关系,同当代税 与?#35757;?#20851;系类似。根据现有的资料综合来看,清代的火耗大体在正税的10%~50%之间。火耗的结余,称为耗羡。这笔数目不小的“预算外收入”不受朝廷控 制,也就成了官吏的?#22266;?/font>     享有税收权力的官员就有耗羡,自然免不了引起政府各部门与各层次之间的不平 衡。结果,耗羡还要“再分配”。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礼仪的国家,清朝衙门大堂之上最常见的匾额“天理人情国法”正好?#20174;?#20986;官员的行为准则。?#28304;?#29702;学兴起, “万事抬不过个理字”,“天下惟道理最大”;其次,必须考虑人情关系,以情辅理;最后,才是遵循国法,国法也是为天理人情服务的。可见,中国传统的管理理 念,由“天理”确定其价值准则,由“人情”定位行为规范,由“国法”充当运行工具。耗羡只有一部分官员(州县亲民官)拥有,其他官员如果不能染指,既不合 天理,也不近人情。
    此一来,以送礼方式形成的陋规,就成为调节 官吏收入的主要途径。而陋规不但能平衡收入、调整心态,更重要的,这种送礼方式符合中国人的基本社会规范,能够在官员之间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络关系。可以 说,陋规是传统官场的润滑剂,离开了它,官僚机器就会变得生硬,甚至?#30446;?#30896;碰。
   
合法却悖情逆理的变革
   
     问题是,陋规的存在难免令官场的运作萌发出私情的成分,甚至以情害理,以私害 公。雍正帝即位以后,决意改革,大力推行耗羡归公。具体做法是,以各地实际结余的耗羡为基数,提取归公;这?#26159;?#19987;款专用,除补充国库亏空外,一律用作朝廷 下发给地方官吏的薪俸?#22266;?#31216;为养廉银。按照雍正帝自己的说法:“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具体办法见《清史稿》卷294 《诺岷传》)大体上,雍正时的提解耗羡总额为422万两,约为当时正税的14%,专用于养廉银开支,不得他用。各种官吏应领取的养廉银数额,根据各地的贫 富、政务的繁简等因素确定,再从所提解的耗羡银中支取。每年各省督抚养廉银为一万至二万两,布政使为五千至九千两,按察使为三千至八千两,道员为二千至六 千两,知府为?#31246;僦了?#21315;两,知县为五百至二千两,依此类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俗语,就是由此来的(许多人用这句话形容贪官,?#30340;?#35823;。注意其中 的“清”字;当然,“十万”是虚指)。
   
     这样一项改革,实质上就是?#35757;?#26041;上默认的?#36739;率?#36153;变成了朝廷正规的征?#26696;?#21152;。 原本用于官员私人之间的润滑?#20102;?#28982;数额未变,但性质却变了——人情关系变成了公事公办。雍正此举可谓用意良苦。以现在的眼光看,这里面不乏由人治到法治、 由伦理式管理到?#36139;?#21270;管理的因素。原来官吏的灰色收入被漂白了,可谓“纪纲整齐,弊革风清”。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赞口不绝:“我宪?#23454;?即雍正帝)澄清吏 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目冒(目冒为一个字)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 文,叙雍正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31069;?#26020;斤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文史通义》内篇卷50)。民间留下了“康熙之时有 清官,雍正之时无清官”的说法,也正?#25104;?#20986;?#36139;?#21270;管理和伦理化管理的差别所在。
   
    然而,这种?#36139;?#23618;面的改革阻力极大。“国法”变了,而以往陋规所体现的“天 理”和“人情”却不能照旧维持,于是产生了激?#19994;哪?#25830;。从一个具体事例上,就可以看出雍正改革的?#35759;取?#26681;据尤?#38382;馈对?#28023;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当时到广 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68?#32622;?#30446;,总计1950两白银。时任粤海关监督的杨文乾,按照耗羡归公的政策,大刀阔斧整顿,把陋规变为 正式附加关税,红包式的礼银统?#36824;?#20844;,再分拨到相关衙门作为补充经费。杨文乾的举措显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完全符合雍正的新政方针。问题在于,这种陋规涉 及诸多利益和人情面子。没有了陋规红包,衙门办起事来也就不那?#27492;?#28316;。外商叫苦,官吏埋怨,吏胥怠工,行商喊屈。这种化红包为公款的耗羡归公,用现在的眼 光看,倒是符合韦伯式科层官僚制的基本精神,但同中国国情却偏偏那么隔膜。得罪人的事,全让杨文乾做了。所以,他的官不那么好当。广州官民上下一心地想要 扳倒杨文乾,可杨文乾的改革是?#20174;?#27491;的大政方针做的,所以只能从别的地方下刀子。这种地方其实很好找——就是贪污。任何一个王朝,收拾一个当官的,最得民 心而且也名正?#36816;?#30340;,就是惩处腐败。于是,由福建巡抚常赉出面,狠狠参?#25628;?#25991;乾一本,有鼻子有眼地说杨贪污达30余万两。对于这种官场游戏,雍正心知肚 明,于是,一不查二不办,反过来却派杨文乾到福建查办仓库亏空。在雍正的力保之下,杨文乾才没有丢掉顶戴,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雍正朝后,陋规故态复?#21462;?#20094;?#25991;?#38388;,养廉银依 旧,而陋规红包却也死灰复燃。道光帝以节俭出名,心疼国家银子,于是借口国库?#25307;?#31561;等缘由,要求官吏从养廉银中“捐献”、“资助”国家。很快,养廉银的实 发折扣越打越狠,官吏的陋规红包?#27492;?#28072;船高,一切?#21482;指?#20102;过去的常态。所不同处就是苦了百姓——原来的火耗已经变成正式附加税,现在的陋规又要增?#26377;?#30340;收 费项目。到了晚清慈禧时的新政,?#36127;?#25152;有的改革举措都毫无例外地变成了官员捞钱的新途径。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政以贿成,婪索相竞。?#28304;?#24220;以至牧令, 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寿有贺仪,到任有规礼,补?#31508;?#32570;有酬谢。取之商民者,?#36136;?#38138;户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当初雍正的改革, 至此彻底走向反面。    历史警示  
    陋规的兴衰演变,为当代管理提供了许多启?#23613;?/font>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人类行为会自然形成某种惯例。对此,管理者必须高度重 视;否则,管理活动就很难有效,甚至寸步难行。管理者的权威,不仅来自法律?#36139;齲?#26356;取决于对惯例的掌握程度和尊重程?#21462;?#20363;如,《红楼梦》里的探春管家,一 ?#20808;?#23601;碰上了给赵姨娘?#20540;?#21457;放“抚恤费”的难题,幸亏熟知其中?#31995;?#30340;王熙凤派平儿来告知她以往惯例,才化解了这个难题。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有经验的管 理者一旦碰上某件拿不准的事务,不仅要查考?#36139;?#26159;如何规定的,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以往实际是如何操作的。单一迷信纸上的?#36139;齲?#24448;往会碰钉子甚至触霉头。
   
   对惯例问题,学术界中的许多大家都进行过?#36171;?#30340;研究并提出了深刻的理论见解,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扩?#24618;?#24207;”理论就是一例。自发秩序的形成源于社会文化,由此也就形成了管理与文化关系之结(complex)。那些试图按自然科 学的方式和法则研究管理的学者,那些幻想将管理学构建成与物理学类似学科的努力,恐怕没有能够成功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管理活动中渗透了文化因素的影 响,无法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中国的物理学同美国的物理学?#36127;?#27809;有区别,但中国的管理学同美国的管理学则大不相同。在中国,这个管理与文化之结,是由伦理 人情关系形成的一种互相缠绕、环环相扣的“中国结”。这一点,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紧密相关。关于伦理人情关系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不少学者都有 深刻的论述,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伦理本位”。要在中国取得管理上的成功,仅仅掌握“流程重组”、“战略模型”、“六西格 马”、“平衡计分卡”等先进技术,恐?#24459;?#23646;枝节,而只有掌握社会关系、人情冷暖,才可能是根?#23613;?/font>   
   从陋规的形成和演变,还可以看出,如果正式?#36139;任?#21453;了文化背景的价值准则,陋 规会在不知不觉中瓦解正式?#36139;?#30340;效力,使正式?#36139;?#24418;同虚设,甚至走向反面。原本,在汉唐时期,官场送礼是?#30343;?#20026;行贿的,因此也有相应的办法治罪。然而,明 代的低俸制尽管有朱元璋的严?#28845;?#27861;甚至法外用刑来推行,却受到了官场中不显?#35762;?#38706;水的“软抵抗”。不久,低俸制就彻?#36164;?#25928;,官吏的?#21644;?#25910;入更变本加厉。这 就告诉管理者,在?#36139;?#35774;计中,如果不考虑惯例习俗的对抗,多半会适得其反。现实中有许多“看起来很美”的管理?#36139;?#37117;走上了?#36139;?#24322;化的不归路,原因就在没能 包纳吸收“自发秩序”。   
    那么,试图将陋规正式?#36139;?#21270;的改革?#21482;?#22914;何?结果恐怕只会“层层加码”。
陋规所?#20174;?#20986;的习惯性行为规则是不可能以正式?#36139;?#26367; 代的。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来分析,陋规所?#24615;?#30340;权威是传统权威(某些方面也包含?#32034;?#21147;型权威),但绝不?#24615;?#27861;理权威。正规?#36139;?#25152;?#24615;?#30340;,则肯定属 于法理权威。雍正将陋规改为养廉银,表面上看,既没有增加火耗数额,?#32622;?#26377;减少官吏收入,仅仅是把“渠道”方向改变了,号称“上不误公,下不累民,无偏多 偏少之?#31069;?#26080;苛索横征之扰,实通权达变之善策”(《清朝文献通考》卷90《职官十四》)。但?#29575;等?#36828;非雍正帝想象得那样简单。任何一种?#36139;齲?#37117;是在整体系 统环境下产生作用的。雍正时期的官场环?#24120;?#24517;须?#35272;?#30001;陋规结成的网络才能运作。耗羡归公,?#29575;?#36825;一?#36139;?#20307;系失去了运作依托,所以,也只会生出新的陋规来弥 补这种?#36139;?#32593;络的缺陷。到头来,原有的陋规变成了正式?#36139;齲?#26032;的陋规立刻填空。变革之后,要想维?#25351;?#38761;前的?#36139;?#25928;果,肯定会不?#26174;?#21152;?#36139;?#25104;?#23613;?#22312;清代的耗 羡归公变革中,增加的成本就是“费改税”后又产生的新“费”,即使把这?#20013;?ldquo;费”再改为“税”,还会产生“费外费”。   
    当年的耗羡归公是这样,现今的管理?#36139;?#20309;尝不是这样?新中国曾经在实行走婚制 (也称阿注婚)的纳西族硬性推行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制,结果是,增加了新的婚姻登记?#20013;?#32780;阿注走婚如?#30465;?#27665;政当局曾经多?#20301;?#36153;极大气力取消民间婚姻的彩 礼习俗,但之后不久彩礼又?#37027;?#28363;生出来。即使是在企业管理中,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管理活动中的?#36139;?ldquo;叠?#24067;?#23627;”现象,多半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也许,正式?#36139;?#30340;人情化才是改革和发展的一条出路。当今十分?#24247;?#30340;在管理中要 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对以往?#36139;?#24314;设和改革中某种偏失的校正。“科学”和“理性”无疑具有巨大的进步力量,然而这种进步也有可能?#39749;?#29978;至破坏传?#25104;?#20250;的无 形网络,对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带来某种看不见的阻隔。梅奥在霍桑实验时就指出,现代社会在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技能反而不如农业社 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就?#24039;?#27963;富足的同时心理焦虑也在增加,甚至抑郁症和精神疾病呈现上升趋势,这就?#24039;?#20250;进步给我们带来的附加礼物之 一。管理中,回归人本位置,把“利润”、“效益”等等追求所淹没了的人类自身价值重新寻找回来,这是当代管理学的发展方向。尤其在中国,如何在现代化过程 中尽可能保持社会的伦理和情感纽带,更是经济发展中保持社会心理稳定的重要问题。
   
历史不会重复,因此许多人对历?#20998;?#35782;有多大用处感到疑惑。但是,历史却会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掌握历史规律,可以提醒我们不要在前人曾经摔跤的地方再度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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