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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经济学人对国内经济学发展的误导 (1)

作者: 佚名  上传时间:2009-12-25  浏览:150
  内容提要: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流行一股强烈的国际化思潮,正因如此,海归学者快速主导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及教育改革。然而,由于?#25191;?#20027;流经济学本身的缺陷以及海归学者知识的偏狭,导致了国内经济学并没有取得多大实质性进展,相反充斥了功利主义的形式化取向。为此,我们就需要对当前这种国际化的取向和途径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引言
  当前,经济学界把理论研究当成了自然科学来对待,强调经济学的国际接轨;正因如此,为了与国际接轨,国内各个部门、各个高校都倾其全力引进海归人士,以致海归学者主导了经济学的教学、科研乃至整个经济学科的发展。但问题是,海归人士中有多少是真正为了追求学术,有多少人在从事真正的基础理论研究?萧公权曾写道:“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39029;?#23493;恪先生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23458;?#34900;去装点门面。不幸是?#34892;?#30041;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致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就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24605;改輳?#22238;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1]显然,如果任凭那些并非由真正的学术理念的人来支配学术,那么,中国的教育改革会以及未来的学术走向会呈现出何等面貌呢?其实,尽管海归的引入对传统?#25214;?#20725;化的经济学之革新起到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显然已经被过分夸大了,乃至学术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海归拜物教;事实上,这些海归们往往凭借他们与西方学术接触的便利就可以把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但社会大众、青年学子以及知识阶层对海归本身的理论素养不足以及?#25191;?#35199;方主流经济学内含的理论缺陷却往往认识不深。为此,本章就海归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理论发展起所的作用,以及他们所发起的经济学改革?#30805;?#23545;中国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真实影响作一剖析。
  二、海归经济学人能够且已经做了什么?
  其实,尽管当前的一些海归经济学人通过?#25913;?#30340;“画足买履”而初步掌握西方经济学文章的写作程序和规范,但其本身的理论素养却是?#29616;?#19981;足的,甚至对?#25191;?#35199;方经济学的理论也往往一知半解的。例如,邹恒甫在其博客中就承认,“我们哈佛的几个瞎学,从来没有把MAS-COLELL和MASKIN的高深的东西搞懂。我们全是机会主义分子。这?#24418;以?#20040;能瞧得起我自己和我的所有学弟(钱李白王许胡。田国强就?#20219;?#20204;几个在数理经济学方面要好多了好多了---不过他也是世界上的三流”,“我最?#19981;?#35828;维迎、樊刚、陈平、吴进琏他们对高深的数理经济学是‘狗屁不通’,而田国强、谭国富、周林……,他们非常好!……我听维迎同志的课,?#24378;?#22909;笑啊:他根本不能证明MWG里的定理。这太误人子弟啦!”[2]正因如此,那些拥有?#38498;?#23398;术背景的大名鼎鼎人物一旦回国就聪明地进入了投行、政府部门,如胡祖六、谢国忠、李山、蔡京勇、徐子旺、许小年以及易纲等就是如此;那些留在高校的,如果有际遇就从事教育事业,进行所谓的经济学改革,如张维迎、田国强、钱颖一等?#38469;?#22914;此;而那些留在高校而没?#34892;?#25919;权的则热衷于MBA教学,如?#23383;?#24681;、李?#31350;?#27494;常岐以及周春生等就是如此,另一些人则办起了商业咨询、股市分析或者直接依附于某些学术土霸。这些?#38469;?#37049;恒甫看到而无法遏阻的,即使邹恒甫自?#28023;?#20063;比较识体地进入世行搞扶贫工作,在国内也到处普及经济学教育,充当学术界的什么“后勤部长”。
  究其原因,这些海归本身是非常聪明的,他?#24039;?#30693;,如果遵循西方的那个套路,自己将“一事无成”;因此,与其在学术之路上吊死,还不如以此为敲门砖撬开一个新天地,至少可以用它来谋生立命,也不妄留学这?#25913;?#30340;辛苦。当然,之所以采取这类行为,除了是知识结构?#28526;?#20351;然外,更与他们的人身素养有关:社会责任?#20889;?#22312;?#29616;?#19981;足;试想:自己不从事理论探索,但为何又要引导学生重蹈此不通之路呢?又如何引导学生从事艰辛的学术探求工作呢?记住:教青年学子不在乎教师说了什么,而在于做了什么,言传身教阿!正是在海归学者的主导下,经济学界充斥了追求数量和实证的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也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正因如此,笔者以为,当前经济学这种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风气很大一部分要由这些海归学者负责。一般地,海归学者的所作所为之所以会导致并强化了经济学界业已出现的功利主义学风,主要在于这样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在于海归学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学术态?#21462;O执?#30041;学海外特别是专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其家境和抱负大都与一个世纪之前的陈寅恪?#20219;?#27861;相比,因而他们留学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学位,从而谋得一个殷实而具有光明“钱图”的职业;这样,由于在海外是非常辛苦的,语言既不好而又想早日获得学位,必然要寻求一个主流化的学习捷径。正因为如此,当前这一群海归学者不可能像陈寅恪那样为了真正的知识而到处“游学”,为了知识宁?#24178;?#24323;学位证书也不愿遵循体制在一个地方耗费太久;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选择一个“实用”的专业,并如何尽快地获得学位。正是在这种“实用主义取向”的心态影响下,尽管数学、理论物理以及人文学科等形而上的学问对一个国?#19968;?#31038;会要重要和深远的多,那些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几乎都选择一些实用学科,而被视为显学的经济学就成为他们竞相选择的专业。而且,为了尽早地获得学位,他们根本不敢违背导师教授的研究典范,而热衷于“依样画葫芦”地加以模仿也能够完成学位论文;[3]事实上,这些留学生的治学态度大致就是:学一套流行的研究方法,找一个相关的研究题目,赶快把论文完成。正因如此,绝大多数留学生所读的专业书籍必然相当有限,更不要说其他有主义扩大视野和提升思想的书籍;而且,他们往往是基于容易获得相应学分的考虑而选择课程,然后根据导师的要求做一个令导师满意而容易通过的论文,如果导师过于严厉的话则往往倾向于换一个要求较松的导师或学校。
  另一方面在于欧美学术本身的功利主义倾向。随着20世纪20、30年代以来实用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由于20世纪60、70年代后终身制的激励,欧美尤其是美国社会的学术风气已经大大改变了: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高校仅仅出于获得稳定职位以谋取生计的目的,而不是出于探求学问的学术理念。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学者们不愿作长时间的著书立说,而是热衷于发表论文;不是勇于对主流理论和范式进行质疑,而是对主流的附和及鼓噪,从而强化了学术的主流化倾向。显然,也正是这种功利主义的引导,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25214;?#27493;入一个形式化的路径,它极力追随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取得成果的生命周期要短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就?#25214;?ldquo;追随一个取材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假设模式:理论的建立基于少数基本设想,它的内容应该简洁精确,以便在现实中得到检验。但这些检验只能暂时证明或者反驳这个理论,所有证明?#38469;?#26242;时的,因为不能排除将来某一个试验的结果可能会推翻这个理论。所以对科学家们提出的要求非常苛刻,他们必须竭尽全力‘装点’自己的假设”。[4]正因为如此,数量化成为经济学论文的主要倾向,对那些刚入门的经济研究者而言更是如此,这当然也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研究方式;而且,基于这种环?#24120;?#37027;些具有数理背景的人在国外学术界的生存就具有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绝大多数海归经济学在国外?#38469;?#20973;数理立足或者把精力主要用于数理方面的,因而在获得了学位后也就想当然地以为经济学研究就应该如此,回国以后大力鼓吹数量化道路也就在情理之?#23567;?#21531;不见,那些在国外立足的不是几乎全集中的计量领域吗?回国鼓吹数理和实证的不也正是当年凭借理工科身份出去而摇身一变的“经济学家”吗?显然,这是典型的经济人的学术风格。笔者不幸,无缘在少年时代留学欧美,笔者也过于?#38472;?#23545;欧美教育体制没有作多少系统研究;但就其形成的功利主义文化而言,则已略知其教育也不?#35838;?#27714;知之?#30465;?#20854;实,愚顿如笔者者也能明白,在美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博士论文的写作一般有一个基本的行文格式:首先选择一个可行性的题目,尤其是这个题目能够构建一个正规的数学模型;其次,构建出一个模型以后开始找一些数据来进行实证,最好是能够使用一个刚被提出来的新的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题目时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并同时要考虑到这个题目可以分解为几个可发表的论文,从而保障毕业后尽快获得终身职位。[5]显然,这是一个训练的基本模式,大部分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都遵循这个模式,为的是尽快获得学位或者奖学金而不是真正的学问,因而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实在知之少而又少;况且,在欧美学校?#26657;?#35201;获得更多的学分往往伴随更多的学费,而这是中国留学生不能也是不愿担负的。
  因此,尽管在欧美取得博士学位是比较艰难的,但我们应?#20204;逍训?#24847;识到,这些海归学者仅仅是受了些基础的研究训练,在表达工具和检验分析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训练,但根本上还没有涉及到理论研究中的前两个层次:方法论层次和理论素养此次。特别是,我们必须明白,博士阶段的训?#26041;?#20165;是研究的一个入门,是对一种研究工具的训练,而并没有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因为所谓的“研究”根本上是问题型的,这包括“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两个方面,而任何的问题的提出?#38469;?#19968;个漫长的过程,更不要说是解决了。事实上,欧美那些能够成为经济学大师的,决不限于博士论文写作时期的对传统工具的机械套用这方面,而?#24039;?#20837;到对整个社会现象内在机理的探索,或者对分析工具本身的探究。显然,由于生存的压力和知识的?#38472;?#32477;大多数的海归学者的知识都相当匮乏,也就不可能在思想和理论方面有所作为,也很少对内在机理的?#25945;鄭?#32780;是热衷于数理模型和计量实证方面。例如,林毅夫就承认,“华人经济学家大多数是读大学时才到国外,拿到学位以后,?#33267;?#22312;大学教书,所以虽然人在国外,其生活经验局限于大学校园,对于所在社会的现象仍然是置身其外,雾里看花,难以吃透。因此,对于他们?#27492;担?#30740;究没有社会内容的数理或计量方法较易取得成就,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较力不?#26377;?rdquo;。[6]即使在数量领域,他们也很少能够做出原创性?#27605;祝?#32780;是作些所谓的验证工作。因此,我们说,尽管在国外获得学位的海归们在基础训练方面具有优势,这可以用于上课教学等,但对学科的整体发展真是非常寡知的,也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学术的内涵和发展的本?#30465;?br/>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这些海归们取得了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进入到学术研究之?#26657;?#29978;至在国外的一般性大学里都难以找到一个象样的教职;但是,一旦回来后这些海归们却俨然成了学术权威,这不仅体现在他所训练的建模方面,乃至扩展到对学科发展的所有方面。而且,他们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也很少有什么新的成果,似乎那些博士论文已经成为他们研究生涯的学术顶峰;尽管如此,目前的学术界似乎对此一点不能、不愿或是不敢审察,相反却心甘情愿而盲目地跟随这些海归学者,以至全国的学术发展都为他们所左右了。其实,在当前学术界,即使绝大多数的海归们并没有学到什么真正的研究方法,本身也不搞什么真正的研究;但是,只要他们能够?#35328;?#20808;在课堂上学到的一些“知识”和“理论”讲清楚,他们就会受到学生广泛的欢迎,而如果能够用原版教材进行授课的话,就会受到学生更为热烈的吹捧,甚至常常被誉为“真正的学者”。究其原因,在当前功利盛行的社会?#26657;?#23398;生来课堂上听的是新鲜的趣闻而不是切实的思?#36857;?#37027;些海归们往往时不时地讲一些海外经历或者引用一些英文词汇都会引得学生的“敬佩”;况且,熟悉这种“话语”还可以和美国的教育?#36139;却?#19978;线,从而有利于将来出去留学,至少?#37096;?#20197;作为吹嘘的资本和自我精神的满?#24682;?
  其实,学术界真正的思想往往?#38469;?#26469;自非主流的,因为现在的主流就是以前的非主流;而且,非主流的东西一旦上升到主流地位就逐渐丧失了其思想性,因为长期的主流化过程使之?#25214;?#20725;化和教条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经济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人文性、规范性和思辨性,但?#25191;?#35199;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确立后,这些特性都逐渐消逝了。同时,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特殊性和本土性,这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经济现象的制造者“人”本身已经被社会化了,其思维和行为受其自身的文化影响;因此,不假思索地照搬西方的研究思维、分析方式及其相应理论反而会窒息对本国社会现象的真正理解。台湾的杨国枢等就感慨说,“我们所?#25945;?#30340;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26657;?#25105;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无意地?#31181;?#23545;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程之?#26657;?#32780;只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与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7]尽管如此,由海归学者主导的国际接轨却往往只是强调经济学的普遍性、客观性,而抹煞了它的特殊性和本土性;试问,如果整个学术盲目地被这些“海归”牵着走的话,那么中国学术何时才能够出现真正的内发性的思想和经济理论呢!
  当然,主流的观点却认为,如果不通过海归们将西方学术大力引进,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如?#25991;?#22815;赶超世界水平,与国际接轨?这也正是各个高校大力引进海归学者的原因,有的学校竟然开?#26082;?#21018;获得博士学位的海归学生转眼成为博士生导师。毫无疑问,这些“年富力强”的海归能够教给学生的并不是他们已经形成的洞见,而是转售那一套从西方刚学到的规范和形式,以致整个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形式模仿和?#26102;?#30340;浪潮。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何在呢?是为接轨而接轨吗?事实上,这些海归们的所为真的有助于学术接轨吗?还是仅仅看到了“皮”,并为了私利而在刻意地“画皮”?一方面,在这些海归?#24378;?#26469;,“像物理学家一样,经济学家的训练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譬如各类问题写作,也不是鼓励质疑基本原理。……虽然问题习作似乎是?#34892;?#30340;,但学生学习接受的是某种特定?#20869;故汀?#31867;推法不同于自由发问及作出质疑这些公认的科学方法,它引导学生把核心教材视为价?#24403;?#36149;、无可置疑的专家共识”;[8]除此之外,就是大量的数学训练以及计量软件的使用,或者便是对几篇“经典”文章进行解剖性的模仿。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本应?#20204;?#19979;心来对人类积累的知识和思想进行梳理的工作,人类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不可能在不断地变化;但是,由于欧美本身求新求变的短视思维造成了学术上的功利主义,而这种功利主义学风经过这些海归们的手而更加受到扭曲和变形。
  而且,即使在这些海归们在教授主流经济学方面具有比较或绝对优势,但他们的教学本质上不是务实主义的,因为,他们的教学往往仅是附和和夸大所谓的理论前沿,而不是出于提高学生?#29616;?#30340;目的而引导学生如何进行反思。事实上,经济学教育的务实精神就是要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和专业上独立思考的能力,需要引导学生面对真实的经济现象,考虑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36139;然肪常?#23545;不同的理论进行比较和思辨,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每个理论的适用性及其内在缺陷;只有经过这种务实的教育,才是对学生真正有用的,因为即使他们以后没有成为经济学家,他们也学会了独立思?#36857;?#22788;理数据和评估理论观点。然而,盲从主流的海归派能够教导的主要是制作paper的技能,这种技能?#27492;?#26377;利于学生独自的研究,但这仅仅是对于发表毫无意义的文章和判定职称很有功效,但却根本不具有教导学生如何?#29616;?#31038;会的功能,更无法培育观察和理解社会现象的视角和理念。科兰德就指出,“为了使学生掌握一般化的模型,?#26377;?#24335;上对一般化的模型进行修正,以示由于特殊的案例,对于学生?#27492;?#21487;能是个有益的练习,但是对于从事应用政策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27492;担?#23427;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同样地,一旦一般化的模型被发展了,对该模型的具体含义进行检验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还不如把它当作教学的联系”。[9]
  其实,欧美着眼于paper上的研究也有其一定的条件,因为相关研究人员主要经历都在研究上,对所参考的paper提出的新的观点有充分的了解,对其所参考的文献也了如指掌;但是,中国的研究人员大多数精力都在研究放在“制作”课题、“炮制”建议以及从事行政事务乃至专注于搞各种人际关系上,而与此同时,为了获得学术声誉或者为了职称升迁乃至为了获得金钱奖励而派生出的写作或发表文章的欲求,在这种前提上,也参?#25216;?#31687;流行杂志上的文章就开始“研究”,无非是为了扩大参考文献的数量或者是东施效颦、拾人牙秽而?#36873;?#22312;如此情形下,经济学的理论又如?#25991;?#22815;有真正的发展呢?特别是,尽管这些海归们在那?#28120;?#30340;学习过程中并没有掌握西方学术的真正精髓,但回国后,为了显示其与国际接轨的能力,?#21442;?#20102;能够在国内的学术中占据话语权,却不断地翻印着西方那些本因功利性而不断变动的肤浅学术;结果,不但导致国内学者无所适从,而且自己也根本静不下心来从事真正的理论思索。不过,这也正是海归们所希望的,因为只有在变动中才能显示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否则,如果大家都在静心搞学问了,也就没有他们活动的舞台,因为他们自身也搞不出什么真正的学术来。
  可见,林毅夫在?#26412;?#22823;学所做的《中国经济学:机遇和挑战》的讲演中指出,在当前“西天取经”思维模式下,现在大学里的优秀教师,一般?#21069;?#22269;外理论搬回来,进行总结,系统整理,加以阐述;但是,经济学教学如果是为了帮助学生了解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预测这种现象的演变,进而避免或改变这些现象,那么追求?#25191;?#32463;济学前沿的教学方式就是不?#40092;?#30340;。究其原因,?#25191;?#32463;济学的前沿理论通常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提出的,其问题的特?#22278;?#35265;得和我国相同;即使?#34892;?#29702;论讨论的是发展?#23567;?#36716;型中国家的问题,也常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的切身体认而有隔靴搔痒之憾。因此,以“西天取经”思维方式来教学,很可能把经济学教育变成教条主义的教育,对学生产生误导;相反,我们更应该教给学生?#27425;?#39064;、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就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当然,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思辨的过程,而?#25191;?#20027;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将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从而与经济学?#25214;?#25193;展的研究内容越来?#35762;?#30456;适应。也正因如此,笔者特别强调,在教授?#25191;?#20027;流经济学时,我们要对其研究方法的哲学思维加以探究,分析此种研究方法下得出结论的特点以及可能的缺陷。
  三、海归经济学人热衷于教育?#24471;?#20102;什么?
  上面的分析阐述了海归经济学家在理论研究上的优劣,并重新审视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当然,笔者这里丝毫没有?#20272;?#33258;大或者关门主义的味道,既不认为海归学者一无是处,也不是说国内传统学者对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全面;但是,笔者确实认为,海归学者至少应该对当前经济学界功利和浮躁的学风负部分责任,尽管传统的学风并不见得更好。笔者衷心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发展能够更全面地吸收海归们所受训?#20998;?#26377;价值的部分,而不?#24039;?#26412;逐末地强化那些形式上的糟粕;同时,我们也不能对传统经济学采取全?#35885;?#23450;的态度,简单地抛弃传统经济学中注重理论素养的精华。然而,迄今为止的经济学教育改革恰恰表现出一种恶恶相加的现象,相互强化,共同败坏了我们的学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正如钱穆说,“把我们自己的一套现前享福的旧人生观,和西方的权力崇拜向外寻求的新人生观相结?#24076;?#27969;弊所见,便形?#19978;?#31038;会的放纵与贪污。形成了一种人欲横流的世纪末的可悲的现象”,[10]当前中国学术界的风气正是如此。关于当前经济学教育改革中的问题显露,我?#24378;?#20197;借2007年6月由张维迎开除邹恒甫之公案加以?#24471;鰲?#20107;实上,教育本身是一项非常重要,并且需要深厚人文?#33258;?#30340;事业;那么,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海归经济学人投身于教育行政呢?为什么这些海归主导的教育改革往往引起如此多的社会非议?笔者一向关注整个学术体制的问题,而不喜发表针对具体个人的评论;但显然,这次包括邹张之争在内的海归学者之间的派别化以及相互之间从学术到人格的纷争暴露出当前由海归主政的经济学教育改革潜在的三大问题,从而可以引发我们对当前经济学教育的深层次思?#36857;?#26159;以再作一?#25925;汀?br/>   (一)暴露了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苍白性
  我们知道,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它需要长期的人文熏陶,所谓百年树人;但是,目前那些经济学人回归后不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就是“学而优则教”。显然,张维迎、田国强、钱颖一、张维迎、吴立范甚至包括邹恒甫等?#38469;?#20197;从事教育为契机而归国的,而且,这一事件本身就是直接由张维迎推行所谓的教育改革引起,但反观其他学科的归国学人大都热衷于自身的学术研究,一些学者还主动要求退出教育行政岗位,为什么出现如此反差呢?除了传统的经济学教育确实存在?#29616;?#30340;问题外,更主要在于?#25191;?#20027;流经济学的研究范?#25945;?#24418;式化了:它不需要学术积累,不需要思想交流,也不需要人文氛围,而只需要有一群掌握?#25191;?#30740;究范式或工具的人炮制一些闭门造车式的文章就可以了。事实上,在目前经济学的学术氛围下,经济学科也最容易出成果,因为它的研究成果既不需要被经验事实所证实,也不需要具有思想的启发性;相反,只要满足自洽性的“我向思考”逻辑,就可以大肆发表和宣传,以致人们往往说“经济学能够自我创造需求”。而且,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已经?#25214;?#20559;离了?#23548;剩?#20110;是就转而强调所谓的排名,这些排名的依据也就是那些注重范式的文章数目;显然,只要拥有善于制造这类文章之技能的“人才”,这类文章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被炮制出来,学科的专业排名也就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提升。
  同时,经济学教育改革所需的成本也最低,因为它不需要理工科那样的设备和人员投入,也不需要其他人文社会那样?#35272;?#20110;传统的学术?#33258;?#21644;历来的思想传承(这往往需要一些学术泰斗的存在),而只需要以高薪挖取或聘用一些年青而功利的海归就行了。因此,那些以政绩为导向的高校领导也就热衷于从经济学教育改革中寻求本校学术水平之“提升”的突破,越功利的高校也就越会从经济学的教育改革入手。君不见,那些原本人文?#33258;?#26497;其淡薄(经济学基础几乎是零)的理工科院校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近年来不?#38469;?#36890;过大?#28872;?#36827;所谓的海归而迅速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领?#36153;?#20102;吗?而且,这些高校往往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训练,主要学一些分析工具而完全不管人文性方面的素养,如出身于工科专业并被保送到西?#27493;?#22823;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的一位同仁就告诉我,他们的课程就学三高(高级微观、高级宏观和高级计量)。近年来,邹恒甫等在石子河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深圳大学等进行?#25191;?#32463;济学的教育,有人就对我说,邹恒甫何其堕落矣,在这些没有学术?#33258;?#30340;地方能够办好学吗?而?#20197;?#23545;他们说,根据?#25191;?#32463;济学的特征和要求,即使在沙漠里?#37096;?#20197;办成一流经济学?#28023;?#22240;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钱来聘用一流经济学?#19968;?#32773;那些掌握?#25191;?#32463;济分析技能的海归就行了,更不要说,它所需要的金钱要?#23545;?#20302;于其他学科。试想?#21512;?#28207;科技大学有什么人文社科的学术?#33258;?#21602;?但它正是通过积极吸纳那些原本出身内地而在欧美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士,并通过各项?#32972;?#25514;施来激励在欧美杂志上发表文章,如今已经号称是经济学领域(包括管理学)全亚洲第一了(以色列除外);但明眼人都应该明白,那里有多少真正人文学术呢?更不用说所谓的理论创新了。
  (二)暴露了当前经济学人学术?#33258;?#30340;肤浅性
  我们知道,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本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积累愈益深厚的,但为什么那些海归经济学者?#24066;?#25243;弃原来的学术积累而热衷于从事教育改革呢?关键在于,他们的理论素养?#29616;?#19981;足,只是遵循主流的规范而在年轻时期做一些程式文章,而并没有在知识方面有真正的?#29616;?而且,在当前由西方人主导的学术规范下,他们也自知在学术上难有所成就,于是就借“海归博士”这一敲门砖开?#21363;?#20107;教育事业。其实,在自然科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个人的专业水平与其行政职位往往可以分得很清楚,人?#24378;?#20197;很容易判断他的专业水?#35762;?#20197;专业水平来衡?#31185;?#20215;值;正因如此,如果在行政事务上耗费精力太多,反而是得不偿失的。近日在报纸上看到一段消息,濮存昕就多次向上级提出要辞掉?#26412;?#20154;艺副院长之职,他说,“我一定要辞职,让一个演员介入管理,真的不行,这会把?#19968;?#25481;。我自始自终?#38469;?#28436;?#20445;?#25105;自己判定自?#28023;?#25105;那点水平,撑不起人艺的发展方向”,在此之前,?#26412;?#20154;艺的院长之职已经空缺了长达4年;同时联想到,张铁林曾宣称无论如何也不会担任下一届暨大艺术学院院长之职,[11]金庸也辞掉了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等?#21462;?#20294;是,在经济学领域,除非?#25945;?#30340;大肆渲染(有时往往是非常片面的),普通大众却很难判断一个学者的专业水?#35762;?#20197;专业水平来衡?#31185;?#20215;值;相反,人们往往以其在新闻?#25945;?#30340;曝光程度来认识它,以所谓的“影响力”来评判其学术水平。正是在市场主义的支配下,造成了学术和地位的畸形结?#24076;?#20110;是,人们往往蜕变为从其官位上来判断他的专业学术成就。因此,尽管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更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更需要将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分开,所谓的要“活到老学到老”;但是,这些所谓的学术“精英”却热衷于行政事务,不是时常听说,某些教授、博导甚至院士非要争个院长、副校长干干吗?
  当然,教育本来也不是谁都可以搞的,从事教育的人需要非常渊博的知识素养、高度关怀的人文精神以及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显然,这个要求与一般的学术研究是不同的,如韦伯很早就指出,“大学里医学院与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最不适合出任校长,尽管他们具有足够的行政经验——因为他们自己的工作已经占据了太多的时间”。[12]但问题是,这是当前中国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与行政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当官搞行政,因此,谁都想当官,谁都想掌握行政权力。而且,即使“为官”之后,他们仍然还可以是教授、还是博导、还是在不断承接各种课题,甚至带的研究生与日俱增;更甚者,官越大资源就越多,因而那些带头人们越是忙于行政事务,科研成果反而越多。?#23548;?#19978;,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他们名义下的工作根本不可能是他们自?#21644;?#25104;的,除非他们是超人,但他们果真是超人吗?可见,这些“学而优则仕、则商、则教”的“能人”往往缺乏真正的学问精神,而仅仅?#21069;?#23398;术作为一个爬升的阶梯;否则,一个真正对学术有稍许兴趣和投入的话,根本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在行政或社会事务中的。而且,即使那些真正有学术天赋的人,在如今行政导向的体制面前,在纷纭的行政以?#26696;髦致读?#30340;事务面前,也?#20808;?#26159;做不了多少学问的。凡勃伦就强调,即使一个诚恳而优秀的学者,一旦坐上了校长的位子就会很快变得像那些笨嘴?#21487;?#20294;可以把看不见的东西卖出去的商人,他和任何一个小城镇的银行家一样腐败,受董事会成员的委派“高效?#34892;?#22320;”管理这个机构。[13]
  (三)暴露了当前经济学人学术品行的偏狭性
  本来在学术上无所建树而从事教育?#21442;?#23581;不可,问题是,教育需要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而在当今学术界除了邹恒甫往往毫无?#24605;?#22320;像老顽童似的袒露自身在学术上的不足外,其他那些“教育新进”们恰恰不具有这等操守;相反,这些教育“新进”们往往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渲染成西方“前沿”学术的代表,并为了维护其权威或垄断话语权,获得地位后往往就会像“MBA人”那样来个清理整顿,将“非我族类”的那些研究全部清扫出去。其实,在当前这些经济学教育改革?#26657;?#38500;了邹恒甫等少数人士试图推行更全面的经济学“国际”接轨外,?#24067;?#30495;正的“全盘西化”外,其他大多数人只是热衷于推行自身懂那么一点的或者能够占有资源的那些狭隘领域,却美其名曰是“与国际接轨”;而且,邹恒甫在与笔者的几次?#23500;?#20013;也对?#25191;?#20027;流经济学一些极端的数理化倾向表达了质疑,并看到了经济学向伦理学回归一些最新变化,但其他绝大多数海归学人都在鼓吹经济学的数理化,其经济学改革无非就是将人文性和历史性课程清除出去,则几乎将所有的经济学教育都放在“三高”(高级微观、高级宏观、高级计量)上。然而。尽管这些海归极力践行“经济人”理论,把自己从事的那些片面学说吹嘘为主流,但他们也知道即使在这个自己“擅长”的领域也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于是就大肆鼓噪那些青年学子来“挖金”,从而可以使自己成为国内该领域的“泰斗”。
  同时,为了体现他们教育改革的成效,他们往往会像政府官员一样抓政绩、搞排名,于是各种畸形奖励和严苛?#22836;?#23601;应运而生了;一是将各种资源用于提高其“政绩”的那些奖励上,而其他需要长期潜心钻研的理论研究毫不关注;二是对危害本院排名的行为进行?#22836;#?#37049;恒甫们之被开除或解聘在某种程度也与此有关。由此可见,我?#24378;?#20197;发现邹恒甫们之所以会被院校或当政者个人辞退或开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邹恒甫们本身的研究领域与学术?#29616;?#19982;当政者存在差异,同时也试图推行自己所热衷的那种经济学教育改革,并在平时的生活和讲学中又对那些当政的教育“新进”之学术水平和品行进行调侃;显然,这些行为?#29616;?#23041;胁到这些当政者的学术“权威性”,以致些心胸并不宽广的当政者总想寻找时机报复,即使那些不涉此事者也大都高高挂起,甚至抱着?#20197;擲只?#30340;心理。二是邹恒甫门采取了与当政者不合作的态度和行为,譬如文章发表的署名往往挂其他院校名称,在国内多家高等院校走动从而直接培养了?#36203;?#32773;;显然,这些行为会损害当政者院校的“学术”排名,更会影响到另一些“教育新进”的政绩,从而以违背院校纪律为名加以惩处,而那些相关的校职能部门人士也因邹恒甫们之行为也影响了自身政绩而采取“不?#27599;煞?rdquo;的态?#21462;?#24403;然,邹恒甫们本身作为海归尤其是名校海归,不仅能够引进本身就是这些“教育新进”乃?#26009;?#20851;领导政绩的体现,而?#19968;?#22269;后马上从各部门获得的课题以及由此发表的文章也成为他们的政绩,这也是当政者?#24378;?#22987;会极力拉邹恒甫们“入伙”的原因。不过,这里还要区分一个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尽管邹恒甫们以所在院校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对这些院校和当政者的声誉和政绩而言是绝对增量,但如果邹恒甫?#24378;?#22987;不合作,大量挂名其他院校从而进一步提升那些院校的学术,那?#20174;只?#20351;得当初引进他们的那些院校在学术成果及排名上的地位相对下?#25285;?#36825;也是这些院校和当政者最终不得不将他们解聘乃至开出的原因。
  可见,当前由海归学者主导学术科研以及教育改革中存在着众多教育以外的因素,充斥了功利主义的行为和态度;当然,这种状况也是有深刻的传?#25104;?#20250;基础。例如,陈寅恪很早就指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23548;?#20262;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惟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称下等之工?#22330;?#22659;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衡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32570;?#20197;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使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32431;?#36767;,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谓世界之富商。然若翼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则绝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31119;?#32780;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29616;?#25945;,悉人事之学。而佛?#28120;?#26410;能大行于中国”。[14]同时,目前这种全面西化的改革又与近一百年?#27425;?#22269;吾民普遍的自卑情结分不开的,并由此产生了更为强盛的功利主义倾向,在物欲得到鼓励的今天更是气势恢弘。
  四、简短结语
  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交流,而传统的经济学却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而封闭了;因而,无论在思维还是研究方法上,海归学者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转变?#21363;?#26469;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学术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实的理论基础,需要建立在有机吸收和契合人类所积累的所有知识的基础之上,而不能抛弃人类长期以来的思想沉淀而刻意地追求所谓求新求变,就像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应该维护原先的社会基本基础一样,否则社会只会陷入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恶性循环。正因如此,经济学的革新不能蜕变成“为接轨而接轨”,更不能总是抱着“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态度而盲从于那些不断求新求变的“主流”和“前沿”;否则,就会陷入新的一种教条主义,或者?#24471;乃字?#20041;,只是盲目地宣传新的理论并刻意地推广应用,却没有真正搞明白该理论所作发展的价值所在及其内在的缺陷。事实上,国内有如此多的学者在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但试问,有几个掌握了基本常识?连经济学的基本常识都搞不清就开?#21363;?#20107;社会科学的理论探索,这不也太荒唐了吗?布罗代尔所言,“人们每前进?#35762;剑?#21448;后退一步,甚至?#35762;?rdquo;,“今日世界的百分之?#25856;?#26159;由过去造成的,人们只在一个极小范围内摆动,还自以为是自由的、负责的”;[15]在思想领域也是如此,人类的思想也总是在上演?#27431;?#23450;之否定的发展路线,有时甚至会倒退到原点之后。
  然而,不幸的是,当前国内经济学无论在教学还是研究上?#21363;?#20110;非常不理性的状态,人们很少去真正思考我们学习和吸收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的目的是什么,“国际接轨”的具体内容和形式?#38469;?#28023;归学者所支配,这是一种典型的卡里斯马式学术。而且,在当前这种学术氛围下,这些海归人士本身就是非常极端功利的,他们往往会片面渲染自己所擅长的那些学派的价值和重要性,而对其内在缺陷却知之不多甚至有意回避其缺陷;同时,由于其理论素养的缺乏,这些海归人士也很少在理论方面下工夫,却?#30740;?#32780;上学地把西方象?#28010;?#37324;的智力游戏功利主义地应用中国的?#23548;?#20043;?#26657;?#22823;肆宣扬经济学的实用主义,从而对真正学术的?#25945;衷?#25104;?#29616;?#30340;窒息和僵化。启功先生说,教师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但显然,由于盲目宣传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功能主义的,而传播这些理论的人更是功利主义的,那么,试问:在深受“知行合一”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我们如?#25991;?#22815;期待青年学子从事真正的学问探索,承担真正的社会责任?其实,当年陈师寅恪先生?#21518;?#19996;西洋数十年,识尽东西洋众学?#32856;?#27969;派,而不敢轻诋国学而崇西学,故为旷代一大师;胡?#40092;?#20043;幸至北美谋得一学位,并局限于实用功利之一流派,乃大倡西化而否传统,终成学界一笑柄;?#33267;?#24072;漱溟无丝毫海外阅历,仅凭自身刻苦求索而自成一家,以中学资历遽为北大名师,也能为往圣继绝学。显然,此三人掌故?#30340;?#21487;为当今如何对待海归在学术界作用问题上作一启?#24076;?#26356;可引申为对海归学者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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