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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CEO”的冷遇拷问企业过冬的哲学

作者: 佚名  上传时间:2009-12-22  浏览:90

在西方,拯救克莱斯勒的艾科卡、重振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缔造了“一元CEO”的“商业传奇?#20445;?#22312;中国,以三一重工的?#20309;?#26681;和中国平安的马明哲为代表,演绎了一场“一元CEO”甚至“零元CEO”的“中国传奇?#20445;?#24341;发了不小的商业震荡,而令人不解的是,这种震荡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对高管降薪风暴的质疑和争议。 同样是“一元CEO?#20445;?#20026;何社会反响差距如此之大?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揭开“一元CEO”的神秘面纱……
纷争四起的一元CEO热潮
追述中国“一元CEO?#20445;?#25110;“零元CEO?#20445;?#30340;典型案例,首推中国平安的马明哲和三一重工的?#20309;?#26681;。 2008年,对于马明哲?#27492;擔?#26080;疑是饱尝“高薪门”之苦的一年。从中国平安披露的2007年年报来看,6616.1万元的年薪的确让观众吃惊不小,马明哲也由此走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大出风头”之后,2009年,马明哲做出了一个让大众更加匪夷所思的决定――2009年将领取“零元年薪”。 马明哲并非个案。为表达高层应对金融危机的高调姿态,三一重工对外宣布,公司董事长?#20309;?#26681;2009年自愿领取“一元年薪?#20445;?#33891;事唐修国、向文波、易小刚自愿降薪90%。三一重工高管降薪幅度之大、所涉高管人数之多,在?#30340;?#24341;起了极大的反响。 “一元CEO”在中国并非新生事物,早在2004年,史玉柱出任香港四通控股有限公司CEO一职时,段永基支付给他的报酬就是“年薪一元”。 CEO自?#30340;?#34218;至一元,有的是迫于外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以摆脱“高薪门”的苦恼;有的是为了在企?#30340;?#26641;立渡过经济危机的决心和信心。当然,来自投资人的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2008年10月,在阿里巴巴上?#34218;?#36817;一年之际,其股价跌破4元大关,众多阿里巴巴的持股人如坐针毡,有投资人建议“阿里巴巴CEO卫哲应自?#30340;?#34218;至一元”。 在实施“一元CEO”的企业看来,CEO领?#26041;?#34218;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一重工媒体负责人表示,董事长?#20309;?#26681;放弃2009年年薪,目的是为了增强企业的信心,不是在作秀,是为了“让员工认清目前的经济?#38382;疲?#22686;?#35838;?#26426;感与使命?#23567;薄?当然,董事会之所以降低CEO的固定现金收入,其出发点还是激励其更加努力地工作。2006年,雅虎公司董事会决定,将首席执行官塞梅尔的薪酬从六十万美元降低为一美元,其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塞梅尔努力提高公司业绩。 由于视角和立场的不同,媒体和大众的心声似乎与企业的原始出发点大相径庭。在媒体看来,对于“一元CEO”?#27492;擔?#20316;秀”的成分?#23545;?#36229;过“做事”的成分。有评论称,尽管CEO降薪的口号可谓信誓旦旦,但降薪的?#25307;?#21487;谓微乎其微,“90%成一纸空谈”。 除了抨击高管降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作秀之外,有媒体认为“一元CEO”也是某些高管(尤其是金融企业的高官)的无奈之举。 在欧美社会,一股社会舆论认为,金融危机是“金融企业特别是高管贪得无厌追求过高年薪和利益”的结果。[1][2][3][4]下一页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欧?#26031;?#23478;政府均提出了限制企业高管高薪的举措。企业高管之所以“自愿”领取零年薪和一元年薪,正是迫于这种舆论的强大压力。 从国内大众的评论来看,领取超高年薪的企业高管一直遭受铺天盖地的非议和谴责。与马明哲的6600万年薪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平安巨额融资问题、股市暴跌、广大股民怨声载道等不和谐音符。 作为高管年薪的监管部门,政府的立场和观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宣布,凡是接受政府救市资金的银行或者其他华尔街机构,其高管年?#35762;?#33021;突破50万美元。在中国版“限薪令”中,对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也做出了限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人民币,且该薪酬为税前收入,要依法交纳个人所得税”。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不论企业推出“一元CEO”的动机何在,至少是对政府政策的积极响应,其态度值?#27599;?#23450;。客观地说,汽车三巨头CEO宣?#24179;?#21518;只领“一元年薪”的?#20449;擔?#23545;于美国国会拨付救助资金而言,还是有其推动作用的。 不管是出于自身的“觉悟?#20445;?#36824;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一元CEO”的出现尽管没有赢得预期的掌声,但至少免于了政府的追查,降低了企业的当期财务压力,赢得了内部员工的支持,纵然被社会称为“作秀”也值了。
一元CEO背后的商业价值
CEO,作为企业价值的最高个体代表,其薪酬数量一直?#24039;?#20250;关注的焦点。无论是以天文数字呈现的高年薪,还是时下热议的“一元年薪?#20445;?#37117;有力地牵引着大众的视线。从一定程度上?#27492;擔珻EO的个人行为与企业的整体决策行为具有不可分离性。所以,透视“一元CEO”的商业价值,应从剖析其出发点入手,通过评价其对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进行判定。至于舆论评价,由于其所处的立场不同,故而仅具?#23567;?#25552;示性”的价值。有人说,企业家是在社会舆论的吐沫星中长大的,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从理论上讲,“一元CEO”的出现,是企业应对某种特定危机的一项权宜之举。关于企业面临的这种特定危机,?#32433;覥EO个人层面、企业战?#22278;?#38754;、宏观环境层面三个纬度进行解析。 从CEO个人价值决定的角度来看,无论采用“天价年薪”还是“一元年薪?#20445;?#19982;科学的岗位价值或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估结果相比,都不是CEO价值的真实反?#22330;?#20854;实,从CEO的薪酬结构来看,在总薪酬中现金收入所占的比重非常小,CEO的报酬更多地取决于其拥有的股权或期权的价值。据2007年美联社对世界500强CEO薪酬的不完全统计,工资仅占他们薪酬总额的9.5%,而在薪酬超过3000万美元的11位CEO中,工资所占的比率仅为2.7%。 所以,如果说是现金收入,那么不管CEO的年薪是百万还是一元,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为博取大众的赞许和掌声,从塑造个人名誉的角度来看,对于深陷“高薪门”的CEO?#27492;擔?#19968;元年薪”具有一定的舆论缓冲作用。 从提振企业经营绩效的角度来看,“一元CEO”引发的高管集体降薪有利于缓解企业当期的财务压力,也向普通员工表达了企业扭转不利经营状况的姿态,对于提升团队凝聚力?#27492;擔?#20854;正面效用不容忽视。上一页[1][2][3][4]下一页但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希望借助于“一元年薪”的宣传,达到迫使员工自动降薪的目的。那么“一元年薪”就会蜕变成企业的一种“变相降?#35762;?#21592;”举措。而一旦员工从“一元CEO”中品出这种味道,那么企业的结局将极可能会陷入失控状态。 除了减轻当期财务支付压力之外,从“一元CEO”的运行效果来看,似乎并没有给企业带来起死回生的希望。2006年,雅虎公司曾寄希望通过“一元CEO”政策来敦促塞梅尔?#32435;?#38597;虎的经营业绩,但结果远不尽人意。当年,雅虎公司的股价下跌了35%,市值缩水了二百亿美元。 从应对宏观金融危机压力的角度来看,“一元CEO”?#33529;?#26159;对政府发布的“限薪令”的积极回应。自美国总统奥巴马针对华尔街高管发布限薪令之后,法、英、德等国政府纷纷开始行动,对高管薪酬问题进行调查,中国财政部也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从各国政府发布的“限薪令”来看,其作用不在于?#21202;?#20559;离于企业家自身价值的薪酬决策机制,更多的意义在于引导企业家端正应对金融危机的态?#21462;?#25152;以,无论从人才激励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企业决策机制的高度来看,“限薪令”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在美国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看来,“限薪是一个坏主意,尽管为了照?#26031;?#20247;的情绪,政治上很难避免”。而从“限薪令”的运作历史来看,著名经济学家、?#24403;?#23572;?#34987;?#24471;者加里?贝克尔认为,限薪“从来就没有起过作用”。 所以,不管“一元CEO”是个人“觉醒”的产物,还是作为金融危机重压之下的一个衍生品,其象征意义都远大于其实际意义。CEO,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薪酬发放在很大程度?#20808;?#20915;于市场奇缺程度,而非个人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19994;?#19968;个评价企业家个人价值的公认体系,但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家如?#25991;?#22312;企业陷入危难之际,肩负起自身的职责,从而保护我们的员工免受经济寒风的侵袭。 响亮的口号可以令人感动,但在经济寒冬中渴望养家糊口的员工,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精神食粮,他们渴望能够看到在“一元CEO”背后蕴藏的足以拯救企业于危难的缜密筹划。
一元CEO的冷遇与企业过冬的哲学 在此,“一元CEO”是否属于作秀我们不予争论,但“一元CEO”在经济寒冬中出场,必有其特殊含义,而其之所以遭受冷遇,从受众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将“一元CEO”与“企业过冬”联系在了一起。或者说,对“一元CEO”的争议其实就是在讨论“降?#35762;?#21592;能否救助企业”这一根本问题。 企业过冬?#28212;?#20040;?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代表性的观点有三个: 其一,基于成本论的“熬冬”法则。在成本论者看来,在抗击寒冬中“谁熬到最后谁就能生存下去”。基于这种?#40092;叮?#35009;员降薪被视为削减成本开支的首选举措。不管是各大公司相继上演的裁员热潮,还是纷争四起的“一元CEO”事件,从本质上来看,其实都是“熬冬”法则的具体呈现方式。所不同的是,生硬的?#23433;?#21592;降薪?#27604;?#23569;了人情味,而“一元CEO”刮起的是一场蒙着温情面纱的降薪风暴。上一页[1][2][3][4]下一页对于CEO?#27492;擔?#24037;资没了,还有股权期权可以期待;但对于普通员工?#27492;擔?#24037;资降低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拮据的生活,而由此顺延的必然是工作效率的下降和企业的离心离德。 其二,基于救助论的“期待”法则。美国的三大汽车巨头以及中国的房地产商,是救助论的坚定拥护者。4月30日,克莱斯勒公司发表声明宣布破产。6月1日,通用汽车宣告破产保护。 作为众多企业的总管家,政府的政策具有普?#24066;裕?#23613;管救助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企业暂避寒气,但借政府之手救助的企业,救治后一定会是面目全非。“一元CEO”作为获取政府同情的诱饵,实属治标不治本的权益之举。 其三,基于激励论的“自救”法则。自1991年《?#32856;弧?#26434;志刊发汤姆?斯图亚特的文章《人脑的力量?#20998;?#21518;,人力资本迅速超越金融资本成为企业最宝贵的财务。相比人才创造的?#25214;?#32780;言,企业支付的薪水可以忽?#22278;?#35745;。 在经济寒冬中,钱,虽然可以给企业以?#28120;?#30340;欣慰,但钱救不了企业,因为在金融危机中钱会蜕变成一种泡沫。另外,对于救助企业于危难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讲,无论是工资节省还是政府救济,都可谓是杯水车薪。 人,对于企业?#27492;擔?#19981;仅是一种成本,更是一种“资源”或“资?#23613;薄?#32463;济寒潮来临时,我们要做的,不是裁掉我们宝贵的“资源”和“资?#23613;保?#25110;者通过“一元CEO”等名头诱导员工自动降薪或离职,而是应?#23186;?#21161;于?#34892;?#30340;激励机制激发我们的“资源”和“资?#23613;?#21457;挥更大的潜能,共同推动企业率先穿越寒冬。 对“一元CEO”的争议,是企业过冬哲学从?#34892;?#36208;向理性的标志,?#24471;?#25105;们的大众和员工已逐步成熟起来,他们不再为时尚的噱头而感动,而是更期待了解噱头背后的深层内涵。 作为社会奇缺的资源,身为企业的领?#36153;潁?#35831;先做好企业战?#24616;?#21010;这篇功夫文章,而后再来上演“一元CEO”这场时尚剧,相信那时一定会有人为之喝?#30465;?br/>上一页[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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